因此，建议完善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具体规则，明确法官不调取证据时的说明义务，保障原告的申请权。

须于鉴别的是，宪法和五部法律规定的是审议而非审查，二者虽在字意上有所区别，但其内容和对象大致相同。宪法既包含了原则，也包含了原则，二者均可作为审查标准。

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于2004年，其机构和组织并无明确的规范依据，无论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都未对法规备案审查室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而言，法律草案须经过三读程序，那些不经过三读程序就表决的文件不能称为法律草案，只有被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宪法修正案、基本法律、法律以及法律修正案才可称为法律草案。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基本原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地方制度、宪法方法论、宪法实施理论、宪法解释。摘要:  作为立法审查的合宪性审查不同于宪法监督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其性质属于立法程序，其理论依据是立法权受合宪秩序约束和国会自律，意在维护宪法秩序统一，提高立法质量，评估法案的合宪性。[⑧]二是其所作的工作是宪法监督意义上的审查。

法规备案审查室仅为立法机关的工作提供服务保障，并无审查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并非法院，且无当事人,即使涉及基本权利条款，其也是在合宪秩序维护意义上解决法案与宪法相抵触之处，只能确保法律的质量，不能为公民提供救济。前一时期，国内一些热衷国家权力的知识分子，声称宪政是一个只属于西方国家的概念，并不适合中国。

传统的宪法研究主要关注成文宪法并且承认中国共产党实质上的干预，而强教授的论述很大程度上转移了这种注意力。[51]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曾说：一些代表不满足在会议之外讨论问题的现 状，……并且总想做更多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朝着法治方向改革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诸多政治惯例，在很多方面与八二宪法的规定有效地对接，从而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体中的一党执政地位。这些都可以解释为彻底关闭宪法司法化可能性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 宪制的双轨性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宪法发展的整体脉络，而且宪法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双轨宪制能否有序地进一步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转型。尽管它具有一定的威权体制的特征，但并没有因循传统苏联等威权国家的模式，也没有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

另外，正如立宪主义学者所发现的英国宪制的繁殖性，一个宪制秩序不应仅仅视为包含相对稳定的政治安排和指导性原则的司法原则和成文宪法，此种做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58]在西方多党制的范例和代表制之外更加广阔的视野中，立法活动中的代表决不是虚拟变量。译者简介：夏引业，时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有关代表机制的配置或许能够产生可行的代表原理而不仅仅是政府代表。

[2] 参见杨思卓：《未来学家讲"中国故事——读中国大趋势》，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4期，第108—110页。[86] 另外，地方党委书记在其任期内，同时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此已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在党章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有其自身的纪律检查制度一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政法委员会。[50]这里，关键 的区别在于，代表们只要实事求是且符合公共利益，他们就能够自由发言和投票。

根据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拥有一系列专有的职能和职权：修改宪法，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二是全国人大，它的成员是通过法定的民主选举程序产生。

[10]—些早期的学术研究也曾试图从非自由主义的视角探求中国宪政的发展，特别是强调全国人大作为形成中国宪制的可能路径，但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自由主义宪政论者所摒弃。[78] See n 10 above,pp.27-31. [79] Ibid. [80] See n 63 above,pp.358-359. [81] 中国则采取了一种"薄法治模式。

关于其他制定法，由于国家宪法作用的加强，自从中国共产党发布第8号中央文件以来，也就 是199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中发〔1991〕8号），全国性的立法变得更加自治和自主。[33] 同样，由于成文宪法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宪 制秩序，将中国宪制秩序视为一种变种，也是有意义的。[106]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实证研究，另可参见 He Xin," Black Hole of Responsibility: The Adjudication Committee's Role in a Chinese Court",(2012)46(4)Law and Society Review 681-712。[66] 如此看来，说中国宪法不过是装饰品的观点，主要基于法院是宪法实施的核心之自由主义主张。另一个则是宪法惯例，由惯例、默契、习惯或者常例所构成。在中央层面，根据国家宪法产生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立法分支），国务院总理（行政分支）和其他人员，同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因为根据宪法，人大的一个根本性职能就是创造和维护国家行为主体，包括法院。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同，比如英国的议会主权和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宪制是建立与人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62]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次全体会议专门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

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宪制也必须通过其他国家行为主体予以强化和实施。第三，中国共产党也将自己置身于与政府同等的位置。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4条。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也是新任的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其他组成人员人选，并将名单交给全国人大最终决定。See He Xin, "The Party's Leadership as a Living Constitution in China",(2012)1 Hong Kong Law Journal 73-94;Randall Peerenboom, "Soci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Living Constitution", in Tom Ginsburg e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Desig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 155-159. [13] 有观点认为党国或者一党执政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现实。[98]党内吸纳某种民主的要素表明一种党的宪制的发展方向。

[114]考虑到党将继续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期待的是，司法改革将朝向国家宪法规定的审判独立方向快速推进。[102]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对选举的影响因为社会化进程而有所放松。

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行使军事权的过程中，通过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是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政治惯例，将党的角色转换为宪法角色。该文件清楚地阐明，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大的领导应当是一般性而非具体的、微观的干预。

(二）双司法体制 类似地，在一种宽泛意义上，也能够把握这种双轨宪制下的双重司法结构。一方面，通过前期的党代表大会以及将国家干部融入党的组织体系，党对国家宪制的干预实现了规范化。

[34]前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曾对一个宪法学者说，研究中国宪法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就存在人民代表的两种形式：一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的成员都是各行各业各阶层的社会精英，并由于政治理念、历史使命和阶级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譬如，1988年人大代表就曾集合起来批评时任总理关于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兼职来增加收入的建议，认为这是一项不适当的措施，干预教学和研究，长远来看将损害国家利益。具体而言，党的代表大会和准司法性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工作部门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实践中将发挥政治作用，但是将遵从并服从人大制度的发展、法院、法治政府、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

Ibid.,pp.164-165. [50] 在全体会议的小组会议上，代表们也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的不道德、不胜任以及错误的决策主张。[9]此种努力值得肯定，但却是在没有清楚地理解起源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概念的基础上，且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了此一概念。

这是因为，军委主席作为三军总司令，有权部署部队，控制国家的核武器，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使用财政预算。强教授阐述道：[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 苏联式的人大制度，这种制度与英国的议会制度类 似。

[40]在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废止了此前几个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齐玉苓案位列其中， 并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简短解释说明的案例。[116]它们的同质性也可以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行政机关联合发布全国性命令的惯常做法中窥见一斑。